作者：何家荣

现在许多书的序言不好看，没有人看。因为没有什么可看的：或则与书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自说一通自话；或则与书太有关了，简直就成了内容介绍。或则吹作者，或则自吹……总之就是没有那书该有的，没有读者看那书名买下那书时所预想要的。

古人不是这样。古人著书立说非常严肃郑重。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古人著书作文如此，古人撰序也如此。古人所作的序言，往往是整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甚或是画龙点睛之笔。有时甚至书已被人淡忘了，而那序言却依然鲜活着。昭明太子亲自为《文选》作序，也可见出古人对序的高度重视了。

《文选序》之前，已经有不少有名的序言了。比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毛苌《毛诗序》、王逸《〈离骚〉经序》、钟嵘《诗品序》等。《太史公自序》不关乎文学，姑且不论。《毛诗序》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诗歌理论的专论。汉代传《诗》的有鲁、齐、韩、毛四家，传于后世的只有毛诗一家。毛苌传《诗》，于三百篇均有小序，《毛诗序》本是他在《诗》首篇《关雎》题下小序后的一段较长文字，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它像是一篇总序，故又称为《诗大序》。《毛诗序》概括了先秦至西汉儒家对于诗歌的基本认识，是毛苌对儒家诗论所作的一次精辟总结。《毛诗序》对中国诗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选序》就直接借用了《毛诗序》一些观点。

《〈离骚〉经序》是王逸在他的《楚辞章句》一书所写的一篇小序，即该书的第一篇《离骚经》的序文。序文遵循“知人论世”的原则，对《离骚》的创作动机、思想内容、艺术特征作简明扼要的阐述，《文选序》论《离骚》也有所借鉴。

钟嵘长萧统３３岁，去世时萧统才１８岁，与萧统似乎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诗品》和《文选》不仅成书背景却大致相同，而且写作的体例上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比如，两书都不录存者的作品，两书都以世代为序编排作品，两书都将选录作品的下限定于梁天监十二年（５１３），以沈约去世为标志，两书对作家、作品的品评基本一致等等。但是，尽管两本书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两篇序言却似乎没有什么关联。

《诗品序》论述的核心问题说到底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然创作论。钟嵘认为，作家的创作冲动来自于自然，这一点作者开门见山就明确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那么，自然，也就是“物”，外物，是怎样影响作家的呢？“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不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所以作者认为，诗歌是“吟咏情性”的，优秀的诗歌，如“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清晨登陇首”、“明月照积雪”等“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所以，作者反对永明体的“四声八病”理论，认为它损害了诗歌的自然之美。

《文选》编成后不久，昭明太子还没有来得及发表评论，就去世了。对于《文选》的编辑问题，研究者们基本都倾向认为，萧统身为太子，又处在多事之秋，亲手编《文选》的可能性极小，编辑工作主要是他身边的一班文学侍臣，如刘孝绰等人完成的。但《文选》序是太子亲撰，这一点确凿无疑。所以，历来的《文选》研究专家都非常看重《文选序》，因为从那里面可以了解昭明太子编纂《文选》的基本思想。

关于《文选序》，历来的论者都充分肯定了三个方面：一、它提出了文学的发展观，比当时正统的宗经尚古的文学观前进了一大步。二、它论述了诗骚赋等诸种文体，具有明确的文体意识。三、它明确提出了选录的方式、选录的范围和编纂的体例。这些，从《文选序》原文中可以看得一目了然，兹不赘述。我们认为，《文选序》的重要意义更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明确的文学本体认识。

《文选序》第一段当中的两个比喻，特别值得我们玩味。“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关于这段话，历来的论者只提出它表明了昭明的文学发展观。其实，它应该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对文学本体的认识，说明了文学表现的特性，是对表现对象、对生活的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这一观点，在序言后面的论述中进一步明确了。诸如“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都表明了文学对生活的艺术加工、主观再现。这一点，萧统与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不谋而合。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雕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创造和生气，显现出石雕的美。也就是说，艺术美是心灵化、理想化的结果。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强调的，文学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原来是渊源有自的。

二、自觉的文学独立意识。

序第四段中的下面这几句话很值得玩味，“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

萧统说，孔子的著作，因为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是孝敬的准式，人伦的师友，所以他不能拿来芟夷、剪截；老子、庄子、管子、孟子的文章，因为是以立意为宗，不是以能文为本，所以也略去不选了；至于贤人、忠臣、谋夫、辨士们的一些言辞，因为与篇章有异，也不选。还有记事、系年的史书，因为与篇翰不同，也基本不取；仅取其中“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赞论和序述。说白了，就是这部《文选》，只选文学作品；经、史、子、集都不在编选之列，因为它们都不是文学的作品。只不过，萧统出于对孔子的崇敬，对孔子著作的处理结果，话说得比较委婉罢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走向自觉的时期，萧统自觉遵从了当时不断发展、逐渐明确的文学意识。袁行霈指出，文学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有了自觉的追求。这三点，《文选》都做到了，《文选》序都特别强调了。尽管此前钟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文学自觉，但都没有萧统的《文选》这么彻底和果决。前三者基本上还是崇道、宗经的，只有《文选》，明确排除了经、史、子、集，专选文学性质的作品。所以傅修延说，《文选》“是文学走向独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文史不分’局面的‘终结者’”。《文选序》无疑是中国文学的独立宣言。

参考文献：

①韩湖初、陈良运主编《古代文论名篇选读》，中国书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②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③傅修延《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④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⑤普罗提诺《九章集》，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７９年。

附：

《文　　选》 序

萧 统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次则箴兴於补阙，戒出於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

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 
　　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