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在池州创建“刻漏”计时器
我国古代没有钟表,原始计时之法,最初竖表以测日影,即观太阳的升落,人们依其不同位置而作息,如“日出”即起,“日中”进餐,“日入”而息等。此法简陋,且不能用于天阴之日,又不能计精密时刻,后来民间有人发现猫的眼睛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变化,就以猫眼来定时辰,口诀是:“子、午、卯、酉——一条线;寅、申、丑、未——圆如镜;辰、戌、巳、亥——枣核形。”此法缺陷甚多,群众计时,多有不便。而杜牧深谙爱惜民间时间的重要性,他熟读“使民宜时”、“不违农时”的古训。在他任池州剌史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于武宗会昌五年建造“刻漏”计时器于州城南门楼上,并置钟、鼓于其上。从此,每到一定的时间,有专人,白天打钟、击鼓,夜间敲柝巡更以报时,人们闻声而按时作息,以节晨昏,生活有序。杜牧在池州为官一任,政迹颇丰,关心人民疾苦,减轻百姓负担,兴修农田水利,重建“藏书楼”等,至今仍在池州人民中间广为流传。西方有人说,“中国不在乎时间”,这是错话。早在黄帝时,车区氏就以铜为壶,制造“铜漏”,并设官以管刻漏。之后历代文史书上便出现“敬授民时”、“禹惜寸阴”等古训,一再强调遵守时间、爱惜时间的重要性。从汉到清,我国的计时技术的世界冠军保持了1500多年。
从清光绪九年《贵池县志》载《造池州城楼刻漏记》一文得知,杜牧在池州建造刻漏器时,他费尽心机,吃了许多苦头,他亲自谋划,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复壶”(受水型)装置技术(见附见1)。如用“单壶”(泄水型),水压不稳定,变化大,计时精度低,一昼夜时差一刻。池州的复壶刻漏计时器,共有三个铜质的漏壶(即日天壶、夜天壶、平水壶)和一个圆柱形的铜水柜(即万水壶),安放在特制的木架上,由上而下叠置组成,上面三个壶的底部正面都凿有小孔置小铜管。先将水装满最上层的一只漏壶内,水即以恒定的流量逐渐从小洞管内流入以下各壶内,最后水流入最下面的圆柱形水柜内。水柜有一米多高,内放一只直立一米长的浮标(也称漏箭或银箭),浮标上面刻有一百道刻度(清代改为96道),其中刻度较长的12道代表子、丑、寅、卯……12个时辰。水柜的水满一分则浮标就上浮一分,这样人们便可从水柜浮标上浮所显露出的刻度线上“读”出时辰了。壶水全部注入水柜内,正好需要一昼夜24小时的时间,浮标上的100个刻度就全部显现出来了。壶水流经100个刻度需要24小时,正好每个刻度相等于钟表上的14分40秒,于是从清代开始,人们就把15分钟定为1刻钟,一直沿用今日,这是中国的专利。苏轼《春夜》诗有“春宵一刻值千金”句,这“一刻”指的并不是钟表上的15分钟,而指的刻漏器上的一个刻度。
池州刻漏器测定一昼夜为百刻制,但一年四季的昼夜有长有短,春分到夏至昼渐长,秋分至冬至昼渐短。杜牧在《造池州城刻漏记》一文说:“百刻长短取于日,不取于数,天下多是也。”就提出了昼夜长短划分问题,据池州、贵池历代志书及菊德源编写的《万年历谱》记载,现将池州刻漏昼夜时刻划分问题列表于后:
季节
四季昼夜时刻变化
四季昼夜长短变化
春季
春分 昼55刻 夜45刻
从春分到夏至昼渐长
增9刻半
夏季
夏至 昼65刻 夜35刻
从夏至到秋分昼渐短
减9刻半
秋季
秋分 昼55刻 夜45刻
从秋分到冬至昼渐短
减10刻半
冬季
冬至 昼35刻 夜65刻
从冬至到春分昼渐长
增10刻半
刻漏器用“刻”计算一日的时间,而民间白日习惯用十二辰(子、丑、寅、卯……),夜间习惯以“更”来计时,这就需要钟楼将“刻”换算为“辰”和“更”(附件2)向群众报时,钟楼报时的方法,早晨打钟,暮间击鼓,夜间敲柝(即打更用的梆子)。古时池州夜间有专人敲柝巡夜,俗称打更。一夜分五更,每更又分五点,每点合24分钟。打更人不轮换,白天休息,夜间行更,非常辛苦,多系孤独贫穷男性老者,一年四季,深夜孤行,风风雨雨,阴阴晴晴,冬季冒着严寒,身带敲柝,手提灯笼,按更敲柝,按点巡逻,从不间断。打更人一面敲柝、鸣锣报更报点,根据上半夜重点防火,下半夜重点防贼的原则,走街串巷,向群众高呼“小心火烛!”“莫让小孩玩火!”“穷锅灶富水缸!”“关好门户!”“防贼防盗!”等口号。每至夜深人静,人们听到打更人的柝声、锣声和喊声,都称之为“放心的锣鼓”,使一些早起出远门赶路之人和肩挑货担赶早市的商贩,立即起床,各自上路,使熟睡的人们又安然地进入了梦乡。
杜牧何以精通“刻漏”计时之道?这也事出有因。早在童年时代,杜牧的家庭与一位有德才而又不愿做官的隐士王易简为邻,王处士经常到杜牧家中谈论“精大演数与杂技巧”等有关建造刻漏的技术问题,他听后深受启迪并引起浓厚的兴趣。从那时起,杜牧就十分敬佩王处士的为人和本领,以致后来杜牧在任宣歙观察使沈传师的幕僚时,仍想看王处士,并指派专人,回其家乡京兆,王处士授其制造刻漏器的技艺,不多久,杜牧就创建“刻漏”于宣州城上,后来当王处士九十岁的高龄时,杜牧于唐大(太)和四年(830)亲自由宣州使于京兆,拜于王处士床前,“言及刻漏,因图授之”。事隔十余年后,至唐会昌四年(844),杜牧在任池州剌史时,亲自谋划,着手建造池州刻漏计时器,并于会昌五年(845)次乙丑夏四月建成,安置在池州城南门楼上,并作《造池州城楼刻漏记》(附件3)文以记之。
造池州城楼刻漏记
唐 杜牧
百刻短长取于日不取于数,天下多是也。牧尝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与宾吏环城,见铜壶银箭,律如古法,曰:“此建中时,曹王皋命处士王易简为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处士之所为也。”后二年,公移镇宣城,王处士尚存,因命工就京师受其术,创置于城府。牧为童时,王处士年七十,常来吾家,精大演数与杂机巧,识地有泉,凿必涌起,韩文公多与之游。太和四年,牧自宣州使于京师,处士年逾九十。精神不衰,牧拜于床下,言及刻漏,因图授之。会昌五年岁次乙丑夏四月,始建于城南门楼。京兆杜牧记。
转载于《秀山门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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