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池州文联

九华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境内，西北隔长江与天柱山相望，东南越太平湖与黄山同辉，是以佛教文化和自然与人文胜景为特色的山岳型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国家首批A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首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是国家地质公园，安徽省“两山一湖”（九华山、太平湖、黄山）旅游开发战略的主景区。景区规划面积120平方公里，保护面积174平方公里，中心位置九华街地理坐标为东经117°8′，北纬30°5′。

九华山为皖南斜列的三大山系（黄山、九华山、天目山）之一。主体由燕山期花岗岩构成，以峰为主，盆地峡谷、溪涧流泉交织其中。山势嶙峋嵯峨，共有99峰，其中以十王峰、七贤峰、天台峰、中峰、罗汉峰、宝塔峰、莲台峰、大古峰、上莲花峰等九峰最为雄伟。十王峰最高，海拔1344米。主要风景集中在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古十景有五溪山色、天台晓日、化城晚钟、东岩宴坐、天柱仙踪、莲峰云海、舒潭印月、碧桃瀑布、九子泉声、平岗积雪；新十景有甘露灵秀、龙池飞瀑、祇园晨曦、神光异彩、摩空圣迹、闵园竹海、凤凰古松、观音慈航、大鹏听经、花台春色。

九华山古称陵阳山、九子山，因有九峰形似莲花而得名，唐天宝年间，李白应邀与友人同游此山，他远眺九峰状于莲花，触景生情，诗兴大发，写下："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见《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并序》），“予乃削其旧号，加以九华之目”。此后更名九华山。山间古刹林立，香烟缭绕，古木参天，灵秀幽静，素有“莲花佛国”之称。早在东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天竺（古印度）僧人释杯渡来到九华山，兴建寺庙、修行布道，是有史记载的第一位上九华山的境外僧人；唐代古新罗国僧人金乔觉渡海来华，卓锡苦修，圆寂后，肉身不腐，被后人尊为地藏菩萨“应化”，九华山遂被辟为地藏菩萨道场。现有佛教寺院99座，固定宗教活动场所5处，其中全国重点寺庙9座，安徽省重点寺庙30座，佛像万余尊，是重要的国际性佛教道场和著名的旅游胜地。

东晋佛教始传九华山

佛教约于公元一世纪（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中国，传播地区以长安、洛阳等中原地区为主，波及长江中下游流域。三国时期传入吴地(今江苏、安徽)沿江一带，东晋时期始传陵阳山区(九华山时属陵阳山区，称九子山)。其传播的途径，除了由西域而到中原、江南外，还有经过海路到达吴楚的情况。“据史籍的记载看来，当时楚地佛教的传播比起中原，似乎更盛一些。”（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第81页）据明嘉靖《池州府志》、《九华山志》记载，东晋隆安五年(401)，天竺僧释杯渡至九华山化城峰(今九华街北)始建茅庵，庵曰“九华”。唐开元年间，朝廷赐额“化城寺”。清嘉庆《大清一统志·池州府志·仙释》载，安帝隆安五年，杯渡从安禅峰卓锡化城之址，始创道场，为开山之祖。

九华山佛教初兴于南北朝时期

从三国至两晋时期，江南地区的佛教渐有传播。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大力提倡佛教，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都信奉佛教。至梁代，梁武帝萧衍在天监三年（504）宣布佛教为国教，大造佛寺，出现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情景。时有僧人至九华山新辟道场。清陈蔚在《九华纪胜》中记述，梁伏虎禅师“天监初居九华……建道场于拾宝岩侧”。当时虎患盛行，自伏虎禅师来后，虎患始息，故其寺庵名“伏虎庵”。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朝廷赐额“圆寂寺”。

九华山佛教兴盛于隋唐时期

隋统一中国后，致力于佛教的推行和传播。开皇十一年(591)，文帝杨坚下诏：“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大藏经》卷四十九)。唐代中国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僧人相继进山开辟道场。据唐隐士费冠卿《九华山化城寺记》所载，九华山佛教圣地的开创者为古新罗僧人，世称“金地藏”，俗姓金，名乔觉。系新罗王族近亲。唐开元末（约719）渡海来华，至九子山（九华山）中，宴然独坐，苦行修持，一方善信，悉皆宗仰。至德初年（约757）山下长老诸葛节等捐款买下“谷中之地”，原为唐初僧人释檀号住寺旧址（即九华街化城寺），为金乔觉兴建禅居。在众人的努力下，盖起了一座台殿式的寺宇。“当殿设释迦文像，左右备饰。次立朱台，挂蒲牢于其中，立门楼以冠其寺。丹素交彩，层层倚空”。

九华山佛教历史沿革(2)

建中初年（约781），池州太守张岩，因仰慕金乔觉僧德，施舍甚厚，并奏请朝廷移旧额“化城”置于该寺。贞元十年(794)，僧地藏圆寂，跏趺石函，3年后体貌如生，僧众视为地藏菩萨示现，又因其俗姓金，尊称“金地藏”，建肉身塔（地藏塔）供奉。九华山从此辟为地藏道场，香火不绝。隋唐期间，九华山周围陆续兴建了海会寺、庆恩寺、法乐院、仙隐庵、妙峰寺、多宝寺、承天寺、崇圣寺、妙音寺、福海寺、圆寂寺、福安院、双峰庵、九子寺、无相寺、龙池庵等20余座寺庵，这些寺庵多分布在青阳县城附近和后山一带。会昌年间(841～846)，武宗李炎兴道灭佛(佛教史称“会昌法难”)，九华山虽远离京都，但山区周围亦受到“会昌法难”的冲击，近十余座寺院被毁，但山上香火仍延续。唐代九华山僧人中，继新罗僧释地藏金乔觉后，名僧有释胜瑜、道明、智英、道济、超永、卓庵、悟化等，诗僧释神颖、应物、冷然、齐己等在诗坛上均名重一时。这些僧人中除金乔觉僧徒外，多属禅宗。晚唐时，佛教禅宗（南宗）传入九华。曾在安禅峰（又名禅师峰）结茅居庵（原为莲花庵，后改为福安院）达50年之久的道济禅师即是禅宗门徒；建于唐光启元年（885）青阳城内的“南禅寺”（后称承天寺），属禅宗；释超永，号无际禅师，系致藏的法嗣，“传心衣钵”。根据禅宗南宗重在“传衣法”、“心传”、授“无相戒”的特征，超永当属南禅一派。齐己在《赠九华上人》一诗中写道：“一法传闻继老能，九华闲卧最高层。”“老能”指的是南禅一宗的代表人物老安（658～709）和慧能（638～713），“继老能”，即说明当时九华山一些僧人是属于南宗禅一系的。唐广明元年（880）释宝月将其师悟化禅师创建的西竺庵改为妙峰寺，该寺属临济正宗，从唐至清末历传76世。

宋元时期九华山佛教得到一定的发展

宋代朝廷，一反后周的政策，给佛教以适当的保护，以加强统治力量，故九华山区的佛教相应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据统计，宋代九华山寺院在晚唐和五代的基础上发展到40余座。其中前山和后山新建著名寺院有净居寺、圣泉寺、广胜寺、广福寺、天台寺、翠峰寺、曹溪寺、龙安院、五台院、永福寺、兴教寺等，先后被朝廷赐额的有12座。以化城寺为中心开始出现“宝塔香灯诸洞见，石楼钟磬半天闻”的兴盛局面。天台高处也陆续建成一批寺院，宗杲禅师在《游天台》的诗中描述道：“踏遍天台不作声，钟声一杵万山鸣；五钗松拥仙坛盖，九朵莲开佛国城。”一派“佛国”气氛。一些在当时很有影响的禅师来山传法，如临济宗杨歧派高僧释宗杲，曾来山传临济宗法。宗杲圆寂后，九华山僧徒尊其为“定光佛”，历代《九华山志》均收录有宗杲的游山诗。此外，宋代九华山僧人中有影响者还有玉田、寂祖、云泽、宏济等人。而这一时期活跃于九华山诗坛上的名僧清宿，受五代僧人释圆证的委托，主持“九华诗社”；另一诗僧释希坦则著有《九华诗集》传世；寒碧、了机、率庵等人留有诗作。这些僧人多属禅宗。元代90余年间，由于朝廷崇奉和支持喇嘛教，除在京城内外有较多的喇嘛寺外，其他汉地的佛教无甚发展，而九华山佛教却是“庆云生处梵王宫，蹑蹬攀萝一径通。金殿忽开青嶂里，天人疑在白云中。”（罗邺《化城寺》）基本上保持宋时状况。同时还新建了一批寺庙，如西峰堂、成德堂等。较有名的僧人有释智津、如理等。至元代末，有真观和尚(号无象)以临济禅师的身份来山，曾住持化城寺，人称“无象禅师”。元末，长江中下游一带爆发了持续10余年的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多支农民军参加的战争。九华山所在的池州全境成为主要战场之一，信众无法朝山，山僧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陷于困境。寺宇长期失修，有些毁于战火。相传元末明初的三、四十年里很多寺院内无僧人居住。

明代九华山跻身于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列

明代鉴于元代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地佛教，喇嘛教在汉族地区渐衰，而汉传佛教之禅、净、律、天台、贤首诸宗都得到恢复和发展。16世纪到17世纪，明皇室对九华山佛教多方扶持，洪武二十四年（1391），赐额修葺化城寺；永乐二十年(1422)，明成祖封妙峰寺妙广和尚为“护国瑜伽上师”，并赐金斓衣；景泰年间(1450～1456)，敕封净居寺住持圆慧和尚为“大度禅师”；宣德二年(1427)、万历十一年(1583)、万历三十一年（1603），又屡赐银修复化城寺和肉身殿；万历十四年、二十七年，先后降旨颁赐《藏经》于九华山；崇祯三年(1630)，敕封万年禅寺(百岁宫)的已故海玉和尚为“应身菩萨”。明代，九华山重建和重修的寺庵有天台寺、招隐寺、德云庵、真如庵等30余座。化城寺盆地寺宇林立，成为九华山佛教中心，主刹化城寺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建立丛林制度。全山范围内的寺庵(包括前山和后山的茅蓬、精舍等)达100余座，常住山上的僧侣日益增多，朝山信众岁无虚日。至此，九华山已同山西的五台、四川的峨眉、浙江的普陀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其“香火之旺，甲于天下”，又为“江表诸山之冠”。明代僧人中禅居寺院、着重修持者甚多，如释宗琳、法鉴、福庆、道泰、龙庵、佛智、性莲、智旭等人都相继传法阐学于九华。其中智旭为明末四高僧之一，于崇祯十年（1637）居华严庵弘法，并在芙蓉阁建华严期（又称“华严大会”），登坛演讲《华严经》和《地藏本愿经》。次年写成《梵纲合注》等佛学著作。僧人中诗文著名者有释智仁（作有《雪花集》）、忍草、敬简（作有《百桃园集韵》l卷）、禅渡（作有《塔影集》）等，他们的诗作大都古雅风致，惜多已失传。明代理学家王阳明曾于弘治十五年（1502）和正德十五年（1520）两居九华，广交僧人，谈禅打坐，写下多篇吟诵九华山水的诗赋，使“奇中之奇”的佛教名山传扬天下。

九华山佛教历史沿革(3)

九华山佛教鼎盛于清代

清代佛教政策继承明代。清帝王虽然对喇嘛教十分推崇，但对汉地佛教也极力崇信。世祖顺治曾召玉琳国师到京说法，并命选僧1500人从其受戒，以表示对汉族地区佛教的扶持。圣祖康熙出巡常住名山巨刹，并赋诗题字、撰制碑文，以示对佛教的浓厚兴趣。康熙四十三年(1704)，朝廷派包衣昂邦赫奕、内侍李环、太仆寺少卿格尔芬到九华山进香，“赐银三百两”。次年又赐御书“九华圣境”。康熙四十八年(1709)再次派内务府广储司员外郎乌尔胡到九华山进香，并赐银百两。乾隆三十一年(1766)，朝廷赐御书“芬陀普教”，并遣钦差普福(江宁布政使)朝山进香。地方官府也对九华山佛教大力支持。清初，九华山戒坛乏人，安徽巡抚(曾任池州知府)喻成龙亲往浮山(安庆市枞阳县境内)，三请兴斧和尚来九华，“始获提倡宗风，敷演戒律”。由于官绅和信徒的捐助，清中叶全山新建和扩建了众多寺宇，化城寺拥有72所寮房，其中一些寮房又自称“禅林”或“禅院”，后相继分衍出祇园寺、百岁宫、东崖寺等丛林，寺僧达三四千人之多。周赟在《九华山志·化城寺僧寮图记》中写道：“天下佛寺之盛，千僧极矣。乃九华化城寺，当承平时，寺僧且三、四千人。寺不能容，则分东西两序；又不能容，各分十余寮至六、七十寮之多。于是各立门户。”“香火之盛甲于天下。”清咸丰三年至同治二年(1853～1863)，太平军与清军激战于九华山一带，加之太平军的反佛行为，大多数寺宇毁于战乱之中，化城寺周围仅剩10余所寮房。但佛教主刹化城寺住持，传至步云禅师已309代。据2007年发现的步云禅师墓记载，步云禅师于道光十八年（1838）圆寂，足见作为禅宗在九华山的传承十分悠久。此后，清廷陆续用30多年时间恢复九华山佛教。光绪年间，朝廷向九华山甘露寺、百岁宫等寺3次颁赐《龙藏》各一部。绅商及信徒也竞相捐助。光绪十五年至十七年（1889～1891）贵池信士刘含芳经手募缘修建化城寺的钱币即达16300余缗（1缗为古币一千文）。当时修复的寺院有20余座，并兴建了一些茅蓬、精舍。至清末九华全山有寺庙达150余座，其中有名的新寺是旃檀林、九莲庵、天然庵、天池庵、华云庵、吉祥寺、心安寺、松树庵、西竺庵等。祇园寺、甘露寺、东崖寺、百岁宫四大丛林开始形成。清代九华山佛教以禅宗为盛，其中临济、曹洞二宗相峙，以临济宗占优势。康熙六年（1667）临济名僧释玉琳（通琇）国师朝礼九华，传教说法，受他的影响，其徒宗衍建的“上禅堂”，洞安建的“甘露庵”（甘露寺的前称）均先后成为丛林。明末清初，临济僧人释古涧从普陀山来九华，住莲花洞数十年，倡导农禅，皈依者日众，遂成丛林。咸丰年间（1851～1875）百岁宫持僧释宝悟同江南诸寺的释宝初、宝月、宝印等被禅门称为“临济四宝”。清《高僧传》称他们是“弘演化道”、“一时宗匠”。清末，江南禅门“五老”之一的清镕（冶开）、近代高僧释虚云等各传禅道于九华，一时宗风大盛。曹洞一系，入清以来在九华山渐崛起。释明雪（瑞白）住持聚龙庵，是清初有名的宗师，为曹洞宗云门系第二十八世。光绪年间，祇园寺住持大根是曹洞宗有名的禅宿。其后，释宽慈、宽扬等相继整肃禅规，继续保持“临济宗、曹洞法”的状况。百岁宫从释明雪起，“演二十八字”，自成一系，发展为曹洞宗的另一分支。至清末、民国初住持僧释月朗被尊为第四十一世传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月霞法师在翠峰寺举办“华严道场”，进行僧伽教育，开创中国佛教史上兴办佛学院的先例。清代九华山僧人中能诗工书者有释杜多、敬简、力堂、心静、尘空、了然、神驹等。名僧有释洞安、明雪、兴斧、隆山、圣传、月霞、宝悟、大根等。

九华山佛教历史沿革(4)

民国时期的九华山佛教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五四运动中，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庙产兴学”运动；同时，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和教师提出“打倒孔家店”反帝反封建口号，其中包括对宗教的批判和排斥。此时全国范围内的一些寺庙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九华山区因远离大城市，寺庙虽有兴废，但仍保持着佛教名山的格局。1913年青阳县佛教分会成立，次年易名为九华山佛教会。该会为“本山总机关，由丛寮组织之。性质与地方自治相近。”（1925年姜孝维编著《九华指南》）。其管辖范围，包括青阳县境内的寺庙和延伸到邻县的部分寺庙，北至铜陵县大通和悦洲的莲花寺，西北至贵池县的低岭庵（即乐善寺），南至石台县鱼龙洞的观音庵。此时及稍后一段时期内，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上层人士给予佛教以关注和支持。19l7年，黎元洪为肉身宝殿、万年禅寺分别题写匾额，并赠两寺《藏经》各一部；1924年，段祺瑞为祇园寺题匾；1933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祇园寺大雄宝殿题匾；1937年，蒋介石为乐善寺题词“宣扬佛典”。在国民党上层集团的推崇下，九华山佛教又得以振兴。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香火的旺盛和施主的捐赠，寺院经济发展较快，九华山佛教曾有短暂的兴隆。这一时期全山的寺庵仍有150余座。百岁宫、东崖禅寺、祇园寺、甘露寺、上禅堂、莲花寺、乐善寺等相继发展成为九华山七大丛林，慧居寺、旃檀林等重修和扩建，安单接众，也初具丛林规模。1919年，中闵园一带新建了一批茅庵、精舍，有尼姑在此居住，结束了九华山只有和尚没有尼姑的历史。这个时期，九华山的名僧有：释心坚（法华寺住持）、容虚（东崖寺方丈）、月朗（百岁宫住持）、宽扬（祇园寺住持）、果建（无相寺住持）、定慧（东崖寺住持）、义方（天台寺住持），他们弘扬佛法，重视僧伽教育和佛学研究。1929～1934年，容虚倡议并主办了“江南九华山佛学院”，为佛教界培养了一批僧伽人才，受到中华全国佛教总会的嘉奖。义方法师在山上研习明版《藏经》8年，容虚法师研究日本佛教，均颇有心得。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佛教界一些著名高僧先后参访九华山，其中有一代名僧释弘一法师、太虚大师、西藏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圆瑛法师等人。近代名僧释太虚大师于1929年礼谒地藏肉身塔（殿），兼作佛教考察。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士登嘉措于1931年10月朝礼九华。中华全国佛教总会会长圆瑛于1933年由上海来九华，参加祇园寺授戒法会并充任尊证阿阁黎。近代佛教律学者、著名画家弘一法师于1934年朝礼九华，并为《地藏菩萨垂迹图》题赞（原图10幅，由詹士侯居士绘，后刊印发行）。九华山同国外佛教界亦有交往，继清末高丽贡使赵玉坡居士来山朝礼之后，1933年印度、朝鲜、日本等国均有僧人来九华朝圣、受戒。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江南大部地区沦陷，九华山佛教面临困境。寺院在外地的地租收入锐减，香客稀少，僧人生活窘迫，寺宇失修。1940年日军进山扫荡，东崖下院、法华寺、九莲庵等6座寺庙被炸毁。政局动荡，九华山佛教元气大伤，香烟冷落，僧尼生活清苦异常。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九华山佛教

新中国成立初期，九华山存有寺庙90余座，僧尼200余人。为保护佛教名山，人民政府在九华山建立了管理机构，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解散旧有的九华山佛教会，由各寺庙召开代表会议处理佛教内部事务，领导和组织广大僧尼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工作。1949年7月，全山各寺庙长老（住持）组成联席会议，1950年设代表制，一批中下层僧尼被选为代表。代表会议定期召开，听取传达政府的大政方针，民主协商解决重大问题，组织“佛教徒学习会”，提高爱国主义觉悟。“土地改革”后，全山僧尼同当地农民同等分得山林和田地，寺院实行农禅并重。1951年，多数僧尼参加了农业生产互助组。1955年成立了佛教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些年迈或身有残疾而失去劳力的僧尼，则由政府给予常年救济和临时生活补助。僧人们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50年10月，九华山佛教成立了“抗美援朝支会工作组”，入会僧尼约200余人。1951年3月20日，174名僧人（占前山僧人总数的70％）参加“拥护抗美援朝示威大会”，5名青年僧徒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山僧人制订了爱国公约，发出《告全国佛教同胞书》，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写慰问信、赠慰问袋，还捐款1800万元（建国初期人民币），为抗美援朝购买“中国佛教号”飞机。释义方代表九华山佛教徒参加了于1953年和1957年分别举行的第一、二届全国佛教徒代表会议，并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他还先后担任安徽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释正善、比丘尼释能德等人先后担任青阳县人大代表；释慧德、普慧、济善、善根、宗信等人先后任青阳县政协委员。政府还组织僧人和村民两方面代表人物成立了“九华山文物古迹保管委员会”，使大部分寺院和文物得到保护。1952～1957年，政府拨款重点维修祇园寺、化城寺等9座寺庙。1956～1957年，九华山接连举行几次重大佛事活动。1962年、1965年、1979年、1984年、1988年、1997年、2006年，九华山佛教界先后召开7次僧尼代表大会，选举其组织成员，议处佛教内部事务。1962年，九华山召开第一次佛教代表大会，成立佛教协会，释宏瑞任会长，释守田、正善为副会长。1965年，九华山佛教协会召开了第二届僧尼代表会议，选举释直纯为会长，释仁德为副会长兼秘书长。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九华山佛教协会停止活动。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一部分寺庵遭拆毁，有的失修或失火倒塌，有的被占用；佛像被砸，香火禁绝；一些僧尼被迫还俗或外流；有的被视为“牛鬼蛇神”，以致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1978年以来，政府认真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对“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11起冤假错案进行清理，予以纠正；为8名僧尼平反，并陆续安排以往被迫离山的9名佛教徒返回寺院。佛教界中一些代表人物，有4人被选为省、市、县、乡等各级人大代表，5人任省、市、县各级政协常委或委员，4名比丘比丘尼担任了各级妇联委员，他们同各界人士一起共商与管理国家大事。经过拨乱反正，九华山佛教出现了新的面貌。1979年，九华山佛教协会恢复活动，同年10月召开了第三届僧尼代表会议，选举释普全为会长，释仁德、释惟和为副会长。1981年起，九华山佛教协会加强了佛学研究与教育，先后举办了僧伽培训班。1990年成立了九华山佛学院。1984年12月召开了第四届僧尼代表会议，佛教协会由委员制改为理事制，选举释仁德为会长，释普全、释晓悟、比丘尼释常洁为副会长，释惟和为秘书长。1988年12月，召开第五届僧尼代表大会，选举释仁德为会长，释普全、释晓悟及比丘尼释无垢为副会长，释本旺为秘书长。1991年和1994年，九华山佛协与九华山管理处先后举办金地藏生平事迹的国际性研讨活动。1983年和1984年，国务院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分别发文，确定九华山化城寺、肉身殿、百岁宫、甘露寺、祇园寺、天台寺、旃檀林、慧居寺、上禅堂等9座名刹为全国重点寺院，二圣殿等30座寺院为省级重点寺院。这些寺院都在政府拨款和佛教信徒的资助下得到不同程度的维修。其中有7座寺庙大修，祇园寺、肉身殿、慧居寺、百岁宫等24座寺庙的佛像重新上漆、装金或重塑，被拆毁的“龙池庵”重修，被占用的寺宇全部归还给佛教协会管理。这些寺院都相继开放为佛教徒活动和宗教旅游观光的场所，僧人和信众常年有计划地举行各种佛事活动。1984年祇园寺恢复丛林制。1986年9月，举行祇园寺新任方丈释仁德升座仪式，释仁德方丈主持授戒，有来自各地的僧尼、居士1158人分别受了沙弥戒、比丘戒和菩萨戒。1987年底，全山常住僧尼共计360余人。1997年，九华山佛协召开第六次僧尼代表大会，选举释仁德为会长，释圣明、释慧庆、释慧深、释慧光、比丘尼释无垢为副会长，释圣旺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2006年，九华山佛协召开第七次僧尼代表大会，选举释慧深为会长，释圣明、释慧庆、释慧光、比丘尼释无垢、释圣富、释道源、释果卓为副会长。截止2006年底，全山常住僧尼641人。改革开放以来，全山累计投资约4亿元人民币(其中98万元为政府拨款)整修、重建寺院，建筑面积达10多万平方米。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8），九华山管理处克服重重困难，依靠上级政府的支持，将建设资金重点投放于寺院的修复，为九华山佛教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九华山佛教界与国内外佛教界交往日益密切，九华山佛教协会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往三个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九华山佛教协会组织佛教徒参加力所能及的农副业生产、服务性劳动和寺院管理工作，如采茶、育林、种药、建设佛教接待社，既增加了寺庙收益，又为旅游业作了贡献。广大佛教徒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保护名胜古迹，资助修桥、铺路，捐款救灾，认购国库券，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佛教教育开始兴办。1981年，九华山佛教协会成立了佛学研究组，聘请海内外名僧来山讲经说法。1982年选派了10余名青年僧尼外出学习、培训。1985年5月至1986年4月，在祇园寺（后移至甘露寺）举办了安徽省九华山僧伽培训班，第一期结业的学生有24人。

九华山佛教协会恢复活动以来，同海内外佛教界友好往来日益密切，出访80余人次，先后接待了来自北美、西欧、日本、东南亚及港澳等70多个国家及地区、数百个佛教界人士朝山团。接待香客、信士数百万人次。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生前曾多次来九华山视察，并分别为“九华山佛协会”、“九华山历史文物馆”、“九华山志”题额、题签。1990年9月17日，赵老和夫人程邦炽又专程来池州视察，参观了祇园寺、百岁宫、甘露寺、肉身殿、九华莲社等寺院和九华山文物馆、凤凰松等景点，参加了在九华山第八届庙会期间举办的十王殿落成典礼和地藏铜佛像揭幕仪式、九华山佛学院开学典礼等几项大型佛事活动，并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对九华山佛教事业的发展和这些法会的成功举行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要求身居九华山的佛教徒和工作人员要爱护九华、建设九华，把九华山真正建成“东南佛国”、“人间净土”。21日，赵朴初结束了九华山之行。临行时，即兴吟《九华山·调寄临江仙》一首：“影静心苏山色里，是何意态雍容。朝霞暮霭映群峰，神光离合处，秀出九芙蓉。安立道坊端正好，清泉清磬清风。众生无尽愿无穷，可能空地狱，三界佛香中。”

世界僧伽协会副主席、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宏船法师，新加坡佛教总会副会长广恰，香港宝莲禅寺方丈圣一等先后多次来山结缘，热心支持九华山佛教事业。2006年12月25日至26日，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陛下一行到九华山友好访问。访问期间，西哈莫尼一行还分别考察了九华山化城寺、肉身宝殿，参加了祇园寺祈祷世界和平法会，并向九华山佛教协会赠送了一尊玉佛，九华山佛教协会向国王陛下回赠了一尊地藏菩萨圣像。

1986年，安徽省佛教协会会长、九华山佛教协会会长释仁德和安徽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九华山佛教协会副会长释普全应日本辨天宗宗务总长大森慈祥邀请，参加该宗“水子供养塔”落成5周年纪念活动，受到日本众议院议长原健三郎的接见和辨天宗总部僧人们的友好接待。

1995年，原九华山佛教协会会长释仁德法师发起筹建99米地藏菩萨大铜像。1998年10月该项目获国家建设部、宗教局批准。